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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鼎 “西安事变” 前写给中央的一封密信
日期:2017-05-05 09:10:34  来源:各界新闻网(各界导报)    字号: T | T

  虽然张学良在发动“西安事变”之前,并没有将他在西安兵谏蒋介石并迅速促成全国抗战的决定告知中共中央,张学良本人也在《杂忆随感漫录》中说:“西安事变”发生之前,“除我之少数僚属及杨虎城知晓外,共产党事前未参预也。”不过,从刘鼎当年写给中央的密信中,已能观察和窥测到张学良在西安将有“大活动”的蛛丝马迹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80年前,张学良发动事变究竟是一时的冲动之举,还是有过艰难曲折的思想准备过程?中共在事变发生之前是否得到张学良的“通风报信”?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是否参与策划了这场事变?
 
  周恩来给张学良的信件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扶施(延安)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在这次会晤中,除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李克农外,还有一位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会谈的中共地下党员,他就是从上海“特科”前来西安的刘鼎。4月10日,著名的扶施会谈结束后,刘鼎随周恩来等一起返回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瓦窑堡。中央根据周恩来提议,决定任命刘鼎为驻东北军的正式代表,准备随时充任中共中央与张学良联系沟通的桥梁。刘鼎于4月下旬返回洛川后,具体负责中共中央和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的联络工作。
 
  1936年4月26日,刘鼎回洛川的当晚,在向张学良递交周恩来的亲笔信后,两人即进行一次彻夜长谈。周恩来给张的信中着重提到:“兹派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轸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张学良和刘鼎的这次谈话,比扶施会谈前的多次谈话更为亲切,因在扶施天主教堂经张学良提议请刘鼎参加会谈时,周恩来竟能当场叫出刘鼎的名字。一位从中共中央首脑机关赶来会晤张学良的要人,居然与刘鼎早就相识,从而改变了张学良与刘鼎初识时内心深处保留的戒意。刘鼎从瓦窑堡回洛川张学良的行辕后,受到了东北军的热烈欢迎。张学良亲切握住刘鼎的手说:“我估计你会回来,也盼望你回来,果然你回来了,好哇,你不再是我们的客人,而是我的助手,真好啊,这要感谢周恩来。”
 
  刘鼎给李克农和周恩来的密信
 
  就在这次长谈的翌日,刘鼎给中共中央联络局长李克农(即密信中所称的“浓可”)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即刘鼎密信中的“伯父大人”)写了一封密信。把他所了解的张学良思想变化及东北军近况告知党中央。从目前解密的刘鼎给中央密信中,不难看出张学良在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举行历史性面晤以后的思想变化,以及他在“西安事变”发生前进行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其中刘鼎在洛川化名“择生”发出的密信,就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见证。他在信中写道:
 
  浓可并伯父大人钧鉴:
 
  事情出乎意外,原来人们所想的太短促了。这位老头子昨夜同我见面,他第一给我一个东西,第二表白他的不小的计划。这二者都可见他一日千里的进步着。
 
  当然,不久前的一些补济已经发生效用;同时,春季茂茂的万物,也迫使了他,促使了他。此外,加上他的大老板越发地在他面前显恶,他家大大小小的嘴巴也很厉害,很多人逼他。而且他已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
 
  你看他的计划,大则要把他家这幢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边)完全拿过来(东邻一条一路他全圈),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成强干的打手。
 
  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趁这个功夫,要向他邻近的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等相好去。他已开始用“爱□”“抗□”的话向内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以。
 
  月斋伯暂且留,外边的事老牧师已答应办了。其余有亲戚开店的事,当然也让他们开了。杨先生出门读书,限于时间,现在彼地还没有回信,此间亦正着急,没法快办。他只等我的信吧。
 
  家中老人病,要找大烟泡子,是找得到的,只是等一等,我送给你吧,烟枪要你自己设法,等老头自己出一次,有希望要一根新的(晋货),老头也要这套家伙呢。一个即可,训练团两星期后开学,将公开以抗□为精神,大约办几届。二十九日,大老板将派人马来陕,老头儿将拒绝之。
 
  我们家北头背后一个人家,长长短短的向别人讲出不少的我家家事,我们自己恐怕不知道,以后当心那边吧。
 
  老头儿今日很兴奋,很热心。上次一夜密谈他很称心,现在他心更雄起来,我已经向他提到两件事要他先筹划一下——彼此交接如何表演,如何训练这些个团;他自己提到的顶好还要一夜,自然要把他策划的事来谈,我想我们家也应该先为他组成策划吧。
 
  弟择生上言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从刘鼎这封多用隐语写成、让人难以一眼看懂的信中,可见张学良将军在与周恩来会晤后跃跃欲试的抗日激情。刘鼎在密信中以“老头子”为代号暗示张学良,而他把东北军整个以“我们家”来加以暗喻。“原来人们想得太短促了”,其实这是一句反话,刘鼎的意思是,此前他和许多人一样,都关心张学良是否会有立竿见影的抗日行动,而刘鼎从瓦窑堡回到洛川后,26日夜里与张学良的一席谈话,让他顿时感到振奋。因为张学良急于和中共联合并有一个“不小的计划”,在刘鼎看来这不仅是“事情出乎意外”,而且张学良即将实施的“计划”,至少在刘鼎看来是“一日千里”的剧变。
 
  刘鼎称:“不久前的一些补济已经发生效用”,并非指经济上补济,而是指周恩来和张在扶施彻夜长谈中给予张学良的精神启迪和思想上的教诲。至于“春季茂茂的万物,也迫使了他,促使了他。”则是刘鼎的隐晦性比喻,暗指当时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宛若春天“茂茂的万物”一样。事实上张学良也确在国内日益高涨的反蒋抗日呼声中,受到了心灵上的震撼。从而才有张学良冒险赴上海,秘密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渴求与中共领导人面晤等一系列行动。
 
  刘鼎在密函中所说:“加上他的大老板越发地在他面前显恶”,只要把当时张学良在西北所处的政治环境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这样的现实:蒋介石(即信中的“大老板”)对张学良在西北剿匪越来越不满意,而张氏在西安与中共人士的秘密接触,也有军统特务不时给南京的蒋介石打小报告,从而引起了蒋介石对张学良的疑心与猜测。因而,蒋介石不断以电报向张学良“轰炸”,同时还以当面指责等方式加速了彼此的冲突,蒋、张两人的矛盾已趋白热化。刘鼎称蒋氏在张学良面前“显恶”,也不为过也!刘鼎信中所说:“他家大大小小的嘴巴也很厉害,很多人逼他。”其中“他家”,当然系指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大大小小的嘴巴”,无疑是那些与张学良素有恩怨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和在西安刺探张氏行踪的军统特务。
 
  “大计划”就是“事变”的腹稿
 
  至于张学良的“计划”,刘鼎将它形象化地加以了比喻,他称张氏的“计划”为“大则要把他家这幢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边)完全拿过来(东邻一条一路他全圈),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成强干的打手。”刘鼎用一幢“房子”来暗喻国民党统治的中国。而他称张学良要把“靠他住的这边”的“大房屋的一角”完全拿过来,显然系指张学良要把陕北地区彻底变成民主抗日的阵营或根据地。说到“小则要把他的几个佣人都练成强干的打手”,当然是指张学良东北军中的骨干分子,不要忘记那时张学良为了积蓄抗日的实力,正在距西安不远的地方——王曲,紧张地训练着东北军内部的精悍力量。勿庸置疑,刘鼎信中所言,已让中共中央看到了东北军正在走向抗日的前景。
 
  刘鼎信中还说:“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趁这个功夫,要向他邻近的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等相好去。”系指张学良为了实现他抗日救国、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夙愿,除秘密联合陕北的中共之外,还想去西安附近地区作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思想工作。刘鼎把张学良将要去的甘肃等地,比为“邻近的各房本家”,“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应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想联合的一些国民党实力派将领,如傅作义、马步芳等人;至于“严老老”,显然就是张学良极希得到支持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无疑了。
 
  刘鼎在密信中明确地说:“他已开始用‘爱□’‘抗□’的话向内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以”等语,并没有任何费解之处,只是他有意把“抗日”的“日”字和“爱国”的“国”字空缺而已。张学良之所以对自己联共抗日的思想如此不加避讳,用刘鼎的话说,那是张随时准备“硬干”,并有和蒋介石“打一架”的思想准备了。应该说,刘鼎的信在当年四月下旬就已经预见到“西安事变”的发生了。只是那时的刘鼎尚不能明确了解张学良究竟会以何种形式实现他的“大计划”罢了。
 
  刘鼎信中所说的“月斋伯”和“老牧师”,均为中央委托刘鼎回西安后所办事宜时涉及到的当事人化名。刘鼎说:“亲戚开店的事”,应指中共在西安将要设立的秘密联络站。至于信中所说:“杨先生出门读书”等语,系指中央授意刘鼎加紧联络的西北军主要将领杨虎城将军。所谓外出读书,只是托词,“彼地还没有回信”乃是刘鼎刚刚返回东北军的驻地洛川,尚未能与杨虎城将军取得联系,“限于时间”四字已能说明问题。“此间亦正着急,没法快办。”说明刘鼎与中央当时的心情同样是非常迫切的。
 
  “家中老人病,要找大烟泡子,是找得到的,只是等一等,”刘鼎信中使用暗语交代的“大烟泡子”,应理解为当时我党中央为军事需要急于通过东北军购买的大炮等重要军火。刘鼎从扶施回洛川后经与张学良商研,显然已经得到了张学良的首肯。所以这封密信寄后不久,张学良果有实际行动,曾派员前往山西太原协助中共购买火炮等军事器械,这便是历史的明证。刘鼎信中所说的“烟枪”,应为当时较为先进的步枪。而张学良还同意给中共解决晋产的步枪数千支,这信中所说的“一支”,似应理解为一种枪械的种类。
 
  刘鼎信中谈到的“我们家北头背后一个人家,长长短短的向别人讲出不少的我家家事,我们自己恐怕不知道,以后当心那边吧。”此语当指中国北部的苏联,当时的共产国际宣传机构,难免报导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以后的种种动态,而张学良和刘鼎的夜谈中,很可能张学良把他掌握的情报告诉了刘鼎,因为张学良当时所担心的是,自己在扶施与周恩来等秘密会晤的绝密消息,有一天会不会也被苏联宣传机构获悉并当作宣传的资料,从而将其秘密联共抗日的机密暴露给蒋介石。刘鼎在此向中央提醒此事,意在传达张学良的某种担心。
 
  “老头儿今日很兴奋,很热心。上次一夜密谈他很称心,现在他心更雄起来,我已经向他提到两件事要他先筹划一下——彼此交接如何表演……他自己提到的顶好还要一夜,自然要把他策划的事来谈,我想我们家也应该先为他组成策划吧。”刘鼎四月二十七日给中央的密信,最重要的部分恰在此处,即:张学良对他与周恩来“上一次夜谈”十分满意,张希望与周恩来等人“顶好还要一夜”,也就是说,刘鼎代表张学良向中共中央转达了他渴望与周恩来举行第二次秘密会晤的意向。而张则希望与周恩来继续会谈的问题有二个,其中重要的“彼此交接如何表演”。这句话如果翻译过来,应该是“东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日应该如何进行”。而张学良认为如果真正实现东北军和红军的联合,至少还需要他和周恩来再举行一次会晤才行。也就是说,当周恩来刚从扶施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不久,张学良就在迫切地希望与周有再一次会晤的念头了。如此高涨的抗日激情在东北军少帅的胸臆间奔涌,无疑就是张学良“西安事变”发动前的真实心态。这种心态无疑决定了张学良在当年底发动“西安事变”的必然性。
 
  虽然张学良在发动“西安事变”之前,并没有将他在西安兵谏蒋介石并迅速促成全国抗战的决定告知中共中央,张学良本人也在《杂忆随感漫录》中说:“西安事变”发生之前,“除我之少数僚属及杨虎城知晓外,共产党事前未参预也。”不过,从刘鼎当年写给中央的密信中,已能观察和窥测到张学良在西安将有“大活动”的蛛丝马迹了。(窦应泰)
(责任编辑:和谐陕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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